《“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二十一期：互动·多元——跨世纪学术研究的主题思维

本期主题：互动·多元——跨世纪学术研究的主题思维

主持人：祝克懿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词

      在全球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热潮中，跨越20世纪、21世纪的“互动·多元”学科理念正以越来越强大的态势向我们走来，正逐渐形成学术研究的一种主体思维，也越来越显示在多个学科领域的科学阐释力。

      “互动·多元”这个一体两翼的学科理念之所以能迅速发展进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力，是因为作为理论源头的“语言生态理论”与“互文性理论”遵循了语言自身发展最为本质、最为客观的生态规律。创立之初，采用跨学科交融的策略以丰富理论内涵；学科成熟之后，又通过种种实践走入超越语言学的多个领域，发展成为具有哲学方法论意义的理论意识和符号分析的先导成分。这实际是走上了一条用多体支持辅助单体，单体发展成熟后又反哺多体的生物生长良性循环之路，所以获取了茁壮成长的生命力。

      概言之，“互动·多元”理念是语言生态理论与互文性理论在范畴层面和研究范式方面共具的认知形态及思维特征。90年前美国学者萨丕尔关于语言生态的基本认知是“相互作用与多样性”;50年前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对文本生成与理解的基本认知是“互动与多元”;40年前美国学者豪根开启，20年前澳大利亚学者韩礼德深化，当下世界范围内各族学者接受并发扬光大的语言研究理念仍然以“动态·多元”为理论核心，这充分证明了人类基本思维结构具有同一性的心理认知特征。

      分述之，“动态”理念反映了语言研究从静态到动态，跨越式的历史发展。因为从静态角度展开的语言研究通常视语言为一种符号系统，不重视语言运用的具体情景，崇尚逻辑推理过程，并用模式化的方法推动符号体系化，希冀揭示出语言现象所呈现的共同性和普适性规律。而从动态角度展开的语言研究，如语言生态理论和互文性理论，视语言为具有可生长性、不断与广阔的语言环境互动，在绿色的生态位呈现出丰富多样功能形态与结构表征的集合体，因此获得了较静态研究更大的发展空间与原动力。

      为阐释“动态”的本质，根据“互动”中的语境因素参量，我们把随交际动因变化而变化的互动关系描写为一种函数关系，并用符号来表示y=f（x）所反映的对应关系、映射关系。其中，x集合为函数y的自变量，f为对应法则，y集合（因变量）则随x的变化而变化，为自变量x的函数。由于作为交际需求的f不可穷尽、不能尽数，决定了函数互动共生的多元关系。

      “多元”理念则反映了语言生态理论和互文性理论从描写范式到实践分析的真实面貌，表现为：

1. 理论生长点的多学科基础。

2. 视语言符号形态为一种互为依存、辩证统一的系统存在。

3. 注重广阔语境空间对语言符号形态生成理解的认知框架作用和推进功能。

4. 视语言的互动作用和多样性形态为理论核心，以跨领域、跨时空互动方式实现语言表现形态的丰富多样性作为理论目标与研究归趋。

      本专栏的五篇文章秉持“动态·多元”理念，从不同学科背景和理论认知视角考察跨世纪“互动·多元”学术研究的走向，对其在世界范围的思维共性进行了精辟描写，给予了深度阐释。

社会互动与多元释读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丁适用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

社会互动是一种社会过程

     社会互动在本文中指语言的、非语言的以及多模态的人与人、人与人工智能机器之间的社会交往活动。这种交往活动可以发生在任何场合或任何领域，可以是线下的，也可以是线上的；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可以是人人的，也可以是人机的。其性质可能是友好的、善意的，也可能是不友好的、恶意的。其结果可能是结盟的，也可能是不结盟的，甚至是敌对的。

      为什么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在性质上和结果上会出现对立性？本文认为，这跟人的本性和行为有关。根据学者的研究，人性善恶共存，导致行为复杂多样，如损他利己行为、损他不利己行为、损他亦损己行为、不损他利己行为、利他亦利己行为、利他不利己行为、利他损己行为。也与人的意图、认识水平、价值观和判断能力等综合素养有关。因为综合素养不同，人们对同一人（物）、事（件）或物（事）的看法不同，行为也不同。看法相同，行为相同，易结同盟。但是，看法相左，行为不同，易结梁子，严重时会出现摩擦、冲突、战争等极端行为。历史上和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在这一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特朗普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甩锅中国的行为就是典型的例子。

     社会互动是一种社会过程，包括人际的或社会的分化和融合，如竞争、冲突，适应（顺应）、合作和同化。社会互动中人、事、物的性质和特点，以及人的行为、目的、情绪、立场、态度、价值观等，一般都是通过语言呈现的。基于此，本文所讨论的社会互动记为社会互动话语(social interactional discourse)。         

释读社会互动

     社会互动话语关系到人际和谐、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等国计民生，也关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因此有必要分析和研究其性质和特点。本文从适用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为正确认识不同的社会过程、有效应对和处理社会互动中出现的分化现象，提供一个多元释读方案。

     本文讲的“三位一体”包括四个维度的“三位”，一是“种系发生-个体发生-话语发生”，二是“语境意义-语篇意义-词汇语法意义”，三是“概念-人际-谋篇”，四是“态度-介入-级差”。在这个系统里，每个“三位一体”都是个体和整体的结合以及个性和共性的结合后形成的“一体”（见下图）。

社会互动的多元释读系统

      起源三位：“种系发生-个体发生-话语发生”。人类社会中，如果没有个体发生，个性就无法体现；如果没有种系（本文指社会群体）发生，共性就体现不了。当然，如果没有话语发生，人的社会性以及社会互动就难以形成。话语发生记录和传播个体和社会群体的经验、知识、情感、思想等，形成社会互动话语。

     社会互动话语的意义呈多层级表现。话语作为系统(system)具有概括的意义潜势(generalized meaning potential)，话语作为语域(register)具有专业领域的意义潜势，话语作为文本类型(type of text)具有概括的类案意义，话语作为具体文本(text)具有该文本的具体意义，话语作为读者的读物(reading)则衍生出读者赋予的主观意义。

      系统层面的意义潜势是社会群体对话语的解读和归置的结果，推动话语的演进和文化的拓展，形成文化意库(reservoir)。具体文本层面的个体主观意义是不同个体对话语的解读和归置的结果，发展了话语的主观性，形成个体意库(repertoires)。个体意库和文化意库是一个连续统上的两个相连的组成部分，没有一个结束而另一个开始的现象。研究社会互动话语，不仅要研究种系发生（文化意库），也要研究个体发生（个体意库），个体发生还要放在种系发生（文化意库）框架中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其结果才具有一定的可接受性和适用性。

     语义三位：“语境意义-语篇意义-词汇语法意义”。人类社会中，个体和群体存在于同一个世界中，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中。在这里，文化意库所起的作用是制定行为规则，规范人们的举止言谈，调节人们的社会关系，推动文化的发展。我们知道社会变化和文化发展离不开人们的社会活动，社会活动又离不开人们交往，人的交往则离不开语言。人们在交往中使用的语言，其意义受制于交往所关涉的语境。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一种适用语言学，强调语境系统和语言系统相结合的社会语言观，认为语境意义是社会文化意义（语类观）和社会场域意义（语域观）；语言意义包括语篇意义、和词汇语法意义等。

     研究社会互动话语，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廓清话语整体意义是什么，然后分析这个整体意义的语境因素和语言资源。也就是说，话语作为语类具有社会过程性、目的性和实现目的以及完成过程的各个阶段，话语是受制于语境的。在这个社会过程中，什么样的目的、在实现过程中哪个阶段、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是通过分析使用中的语言资源得出的。

      元功能三位：“概念-人际-谋篇”。任何社会活动都有元功能，元功能是对个体功能高度概括和抽象的结果。韩礼德把语言中众多不同的功能高度抽象为概念、人际和谋篇三种元功能。社会互动话语的意义主要来自话语的人际元功能。但是，概念元功能和谋篇元功能在一定的语境下也具有人际元功能性质，具有人际意义，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语法隐喻能很好地证明这一点。

      估值三位：“态度-介入-级差”。这是评价系统(appraisal system)的三个组成成分。夸张一点说，人张口说话就意味着要“操控”或“处置”，只是“操控”或“处置”的方式方法和程度不同。如从小句的基本功能看，陈述句可以用来“处置”信息，疑问句既可以“处置”信息也可以“操控”人际关系，祈使句“操控”人际关系，感叹句“处置”发话人的感情。小句有“操控”和“处置”的功能，文本或话语也有，只是复杂程度不同。人们在“操控”或“处置”的过程中，对人、事、物形成看法和态度，拉近或推远与受众的距离。拉得越近，人际关系越和谐，越容易结盟；推得越远，人际关系越陌生，越不容易结盟。

结束语

      本文为社会互动话语提供了一个多元释读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系统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合取”的。也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各个系统的研究维度是有区别的，起源系统属于发生学范畴，语义系统属于认识论范畴，元功能系统属于（功能）语言学范畴，估值系统属于价值论范畴。另外，这些系统在方法论上也有分工，起源系统和语义系统主要用于解释，元功能系统和估值系统主要用于描写，估值系统除了描写，也用于解释。因此，这是一个既有描写又不缺少解释的框架。

      这样一个从“种系发生-个体发生-话语发生”到“语境意义-语篇意义-词汇语法意义”到“概念-人际-谋篇”再到“态度-介入-级差”的释读框架，是一个从宏观到微观再由微观实现宏观的多元的宏大过程。我们相信，经过这样一个多元的宏大过程的研究，社会互动的性质和特征一定会揭示得更全面、客观、更接近事实。

在多元中互识共进

福州大学“嘉锡学者”特聘教授

      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第31届大会在巴黎总部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把文化多样性的问题提高到了世界各国相互交流与革新的高度来认识。该《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体现在构成人类各群体和各社会身份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元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象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一样必不可少。”2004年“国际翻译日”的主题：“翻译，多语并存和文化多元性的基石”（Translation, Underpinning Multilingualism and Cultural   Diversity），强调了对外开放和民族间交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对翻译在保持这种文化多元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加以强调和进一步提升。

      当今世界丰富多彩，多种文化的并存与互补是人类不断发展、相互增益和相互完善的主要动力之一。而这种多元性及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识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翻译。口笔译工作者始终处于人类交流的核心，始终承担着沟通不同文化、填补语言之间空白，拉近不同民族距离的重任。翻译也因此成为多语种交流的载体，成为保护我们各自文化和语言特征，在存异的基础上加深相互理解的代名词。这一点，在近年来国际翻译日主题中得到进一步强调，如2011年“翻译：沟通不一样文化的桥梁”、2013年“跨越语言障碍，构建和谐世界”、2016年“翻译连接世界”、2017年“翻译与多样性”、2018年“翻译：在时代变革中弘扬文化遗产”、2019年“翻译与本土语言”等。

      2020年处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背景下的国际翻译日主题尤其具有意味深长，振聋发聩的蕴含——“为危机中的世界寻求精准表达”（Finding the words for a world in crisis）。这一主题既突出了翻译工作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背景下，克服全球和本地语言障碍，确保不同语言群体的每个人都能获得清晰信息的至关重要性；同时更是对如何在翻译过程中精准用词、寻求有效表达，共同挽救陷入危机中的世界提出了更高要求和希望。这里的“精准”绝不仅仅只针对语言层面，更包含了如何使译文对现实社会中的译语受众产生切实作用。换言之，翻译不仅需要精准提供源语信息，还要在支撑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力求实现译文话语对译语受众的有效性。这里实际上提出了翻译的更高目标以及译者围绕翻译目的，针对特定受众和特定话语发生场景，运用语言象征相互影响、诱导合作所必须付出的不懈努力。这些都要求译者在翻译中增加修辞思维，重视受众的主体性和词语的象征内涵，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和关系，通过与受众的良好互动，找到利益和兴趣的交汇点和融合点，精心设计话语，以能够相互理解、相互沟通的方式，保留各自文化特色和要素，获得受众的认同，理解，实现翻译目的。同而不一，互识共进。

修辞学教育——中西修辞研究互鉴的新思考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浦江学者

     所谓修辞学教育，是指对修辞学的历史、修辞学理念及理论体系、修辞学理论的运用、以及与修辞学相关知识的系统化教育。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修辞观就有什么样的修辞学教育。不同的修辞观下，修辞教育的内容、方式都可能不一样。在大修辞观（或广义修辞观）下，修辞学教育涉及面甚广，不仅涉及言语符号，还涉及非言语的符号；在狭义的修辞观下，修辞教育涉及面小，主要局限于语言的使用，基本不涉及非语言的符号。在当下我国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及“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修辞学教育尤其显重要，而这个方面国外的修辞学教育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西方修辞学教育历史悠久，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朔到的古希腊。当时，所谓的Sophists（“智者”或“诡辩师”）就是游走于各地的、以教授修辞学（主要是言说技巧）而谋生的教师，只不过他们的修辞学教育主要以蛊惑人心的修辞技巧为主而已。那时候，修辞学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与修辞学教育家伊苏格拉底分别开办修辞学学校，并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态势。到了在古罗马时期，西方修辞学教育更是达到了历史高峰，成为了公民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之所以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修辞学与伦理价值密切相关。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要劝说人，最好要让听众认为你是一个理性睿智、道德高尚、待人友善的人。修辞学教育家昆体良更是大力主张社会要培养能说会道的好人或擅长言说的好人（其修辞教育理念又被称为“好人理论”）。在公民教育中，这种理念显然是十分重要的，也正是这种伦理价值的方面，修辞学教育成为公民教育的一个手段或者方面。公民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培养具有公民意识、道德意识、社会责任、法制精神并具有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的人。修辞学聚焦公众生活中的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促进社会和谐，这是修辞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切合点。个体的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公民，成为社会化的、具有道德价值的人，是通过修辞的运作而达到的，修辞是个体的自然人通往社会公民的途径和桥梁。在中世纪的英国，修辞学成为与逻辑、文法并驾齐驱的文科三门主课之一，可见修辞学教育与公民教育结合紧密，凸显了修辞学的社会功能。

     国外修辞学教育受重视的程度，更可从美国20世纪初开始到现在的修辞学人才培养情况中可见一斑。1903年，密西根大学的修辞学从英语系中独立出来，成立单独的修辞学系；1967爱荷华大学英语系设立修辞学博士点，1970授予修辞学博士学位，而到了1987年美国37所大学设了修辞（与写作）博士点，现在修辞（与写作）学位点在美国大学中很普通。有的大学专门设修辞学系或修辞学与写作系，比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专设了修辞学系，雪城大学设立了传播与修辞学研究系。一般而言，美国大学中教授修辞学的部门包括修辞学系、修辞学与写作系、传播与修辞学研究系、演讲系、传播系、英语系等。与修辞学人才培养遥相呼应的是，美国以刊登修辞学研究成果为主要特色的学术刊物众多，如《言语季刊》、《修辞评论》、《哲学与修辞学》、《美国修辞学会》（会刊）、《论辩与主张》、《西部演讲传播杂志》、《演讲专刊》、《传播专刊》、《南方演讲传播》、《中部州演讲杂志》、《南方州演讲杂志》、《南方传播杂志》、《西部演讲》、《传播研究》、《传播杂志》、《传播理论》、《传播季刊》、《大众传播批评研究》、《大学写作与传播》、《大学英语》，等等。

     在我国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国外的修辞学教育对我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首先，在从理念上要树立大修辞观。在西方修辞学教育千多年的长河中，尤其是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修辞学的疆域已经拓展到一切人类行为。国内大修辞学观尚未占据主导地位，未来要成为普通民众的共识，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没有大修辞观作为理念支撑，修辞学的社会功能也不可得到足够的重视，修辞学教育难免会沦为无足轻重的东西。大修辞观与当前我国学科分类中修辞学的学科定位不适应。在国内，修辞学通常被视为下属于现代语言学的一个学科，与语音学、词汇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并列，其背后逻辑理据是“修辞学是关于语言运用的学科”，但是“语言使用”难于涵盖其他非语言的符号的修辞行为，比如图画、影视、音乐、建筑、手势，等等。从历史上看，这种定位也不妥，因为现代语言学只有二百来年的历史，而（西方）修辞学历史长达两千多年。鉴于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并定位修辞学学科。其次，重视修辞学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在我国高校中，没有专门的修辞学的学位点（硕士或博士），修辞学教育鲜有提及；即使有从事修辞学研究的学生，他们拿的学位都是属于在其他学科的，比如“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等等。我国的初等教育中虽然提及修辞学知识的传授，但所谓的“修辞学知识”一般也只局限于像辞格之类的美词运用或美句的建构。当下，高等教育强调“新文科”理念，这样就要克服传统文科的局限性，服务国家战略，迎合学科之间交叉与融合的发展态势，包括文科之间、文理之间、文工之间、文医之间的交叉与融合，促进跨学科研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达到“人”与“专业人”的统一。在这个方面，修辞学教育的意义更加凸显：（1）修辞学触角已经延伸到所有学科，涉及所有人类行为，而不仅仅是一般人们所说的诸如辞格之类的语言技巧，因此有由相信修辞学教育必将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2）修辞学基于或然性，其典型特征是对问题的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辩。修辞学强调对特定情景进行分析，审时度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修辞学关注可利用的劝说或影响人的资源，如言语的、动作的、图像的、多模态的、数码的。所以，修辞学教育对批评性思维能力、修辞敏感性和洞察力的培养十分有益。（3）修辞运作的一个基本原理是“锚机制”，与外交领域常说的“求同存异”不谋而合，因此修辞学教育于跨文化沟通能力、对外传播能力的培养十分契合。

     在20世纪30年代，陈望道先生汲取西方修辞学的思想建立了现代汉语修辞学，为中华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国修辞学界者肩负新的光荣历史使命，不仅要研究中外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修辞现象，也要学习借鉴国外修辞教育的经验和做法。西方悠久的修辞学教育历史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服务国家认同建构，助推多元文化和谐共存

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认同的实现并非总是建立在政治正确基础上的意识形态灌输和说教，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媒介以其书面文字、视听影像和其他象征符号的制作、流通与消费，通过话语活动的互动协商和修辞斗争实践，构成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路径。

     修辞自其古希腊源头开始，就与政治性和公共性密不可分，从最初演说的劝服实践到当今的包含言说在内的一切象征手段的认同追求实践，修辞都将政治、舆论、外交、法律和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连接起来，在意义生产和人际与跨文化交往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这缘自于修辞自古典时期哲辩师一代以来就被认可的巨大力量，甚或说“魔力”，即修辞者一旦调用各方可资利用的符号资源，就有可能影响受众的认知并进而改变其行为。

     国家认同的构建可体现在内部人民对国家的认同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同，在内外认同的基础上，可为构建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图景奠定基础。

      国家认同首先是一种个体意识和社会心理，修辞在交流中引导和培育受众对国家的情感，形成社会场域、主体认知和话语行为的统一体，通过有效的话语表达模式，激发受众对国家认同的心理需求，建构起内部公众之间可共享的国家认同所需要的共有政治意识、文化意识和民族意识。修辞以其语言不断对现实进行定义，在形形色色的语言景观中，有关国家的意识、性质及其与自我的关系，也在被往复不断地定义、持续而静静地渗透，认同意识在修辞力量的影响下不断地被唤起，而后悄然地实现有机统一。

     争取站在世界舞台的国家认同更具挑战性，除了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外，软实力也不可小觑，尤其在当今这个多媒介传播时代，修辞的作用格外得到了凸显。要获得对外修辞的良好效果，可着力于以下几点。第一，激发同频共情，培育修辞情感认同。这需要具备受众意识，修辞实施之前，需要对修辞受体的国情、文化、民俗等进行细致的调研，修辞过程中才能有的放矢，比如巧用互文策略，运用受众熟知的话语文本，可迅速拉近情感距离，收到修辞效果。第二，加强说理论辩，形成修辞理性认同。用明确晓畅的语言表达清晰的观点是修辞的基本要求，富有逻辑性的思维是修辞明亮的基础，重视逻辑的论辩训练宜从娃娃抓起，使其成为一种自然的习惯。第三，调用多方资源，构筑修辞威望认同。具有穿越时空、跨越文化的普世价值观，如友爱、和平等，是全人类认可的共同追求，可以直达人心，赢得支持。人类共同的敌人，如当下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威胁生存的环境问题等，战胜这些敌人是全人类的强烈愿望，可为修辞起效提供良好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基础。中国在诸多领域为全球发展所做的努力，比如抗击疫情、扶贫减贫、人工智能等，以及中国所提出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达，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等，可以影响世界，获得尊重。拓宽信源渠道，加强多声对话，可提高修辞的可信性，促进观点认同。调适话语修辞策略，慎用刻板说教，增强叙事性，多途径、多介质讲好中国故事，如社团交流、民间网红等，可促使受众在无意识中达成认同。第四，善用中国修辞传统，发挥文化基因对认同的促进。儒家传统的修辞更加强调相互尊重、重视差异、建立良好关系与彼此信任的重要性，基于维护人际和谐关系这一出发点是中国修辞传统之根本，这一文化基因在当今异常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定会发挥其修辞魅力。第五，加强修辞教育，着力培养具有高端修辞能力的跨文化沟通人才。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是当今外语院系人才培养追求的目标，要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发声，讲好中国故事，担负起“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历史使命，促进世界对中国的国家认同，除了具备已经引发广泛讨论的能力之外，还要增强修辞能力。

共情修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山东大学翻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快速发展融合的国际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多维度践行，日渐形成各国紧密联系并相互影响的系统，尤其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之下，各国人民命运之牵连更是得到深度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某些方面的趋同与一体，而非一味追求所有层面的模仿与统一的机械化进程，因此在国际交往中融入共情理念成为有启示意义的思维模式与实践操作。由于共情在产生路径、效果测量等方面存在研究细微化特征，难以适用于大规模实证调研，因此我们在国际交流中探寻共情痕迹的落脚点凝聚为修辞。

     何为修辞？修辞是用语言表达思想、观点并劝说受众的方式，是粘合人类社会的基础。修辞在一定程度上可取代暴力，推动人类使用更加文明的方式达至交流、交际、传播目的。共情修辞是修辞者在修辞目的的驱动下，有意识地使自己进入对受众的共情状态，并采取特定的修辞策略，在能力范围之内实现与受众情感和认知在时间与程度上的同步。共情修辞在求同存异的现代国际环境之下，提倡修辞者在修辞实践之前从认知和情感两个层面了解受众，并在恰当范围之内向受众表现其共情努力，以此推动建立友好关系并赢得认同。

     两会期间的外长记者会、外交部相关涉外发言等重要场合是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关系、赢得外部认同的窗口，通过在修辞表达中加入共情进而传达修辞者态度的痕迹比比皆是，说明共情修辞已经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其运用范围由最初的人际沟通扩展至国际交流。通过该和平方式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方式方法上具有一定要求，为了充分利用共情这一心理活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影响，我们可遵循共情的产生机制，在修辞途径中发挥其最大效用。

     首先，增加对他国的客观认知。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的共同体，也是每个国家的共同体，对他国准确的客观认知是共情修辞的基础和保障。修辞不是无中生有或徒添藻饰，而是在现实基础上寻找恰当的表现方式，因此认知型共情修辞的首要前提是保证客观认知他国并做出公正评价。其次，了解他国情感需求。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经济、科技、政治等为衔接，但情感因素已无形中催生出更强力的粘合效应。认清他国客观情形之后，也要对其情感需要做出反馈。在交流中流露出与受众相似或符合情感氛围的修辞表达，不仅能够为国际交流带来人文主义温度，同样有助于加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凝聚力。再次，提升修辞表现能力。做出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的准备发生于修辞活动之前，如何使其表现于具体修辞是关键步骤，也是达到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目的的重心。共情修辞的实践需要修辞者具有高超修辞能力的同时，也具有能够将共情心理加入修辞实践的融会贯通能力。共情修辞是将心理活动与修辞活动内外结合的双轨机制，让更多国家看到修辞者真情实感的同时，其自身被认知、被理解、被尊重等需求得到满足，良好的国际交流氛围则有被塑造的可能，共同体意识也得到凸显。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非一朝一夕之工，亦非一字一句之力，长远不懈的修辞努力和斟酌谨慎的修辞心态是个体国家作为修辞者所需保持的基本修辞态度，而对共情修辞这一理念的合理发掘与运用则有助于促进国家之间的顺畅理解与和谐交流，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增砖添瓦。

排版：颜佳颖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0-21期，总第21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相关链接：